【材料一】

2024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在京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千问题的意见》,解决了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中遇到的犯罪集团认定、诈骗金额查证和人员案件关联等法律适用和证据标准问题,对进一步依法严惩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提供了有力法律支撑。

【材料二】

2024年11月,中国公安部和美国国土安全部相关执法部门联合处置一起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帮助一家浙江企业及其美方合作伙伴追回被骗资金170余万美元。中国公安机关在始终坚持依法严厉打击的同时,积极同相关国家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多发态势,全力维护安全发展利益和人民合法权益。

【题目】

题目一：

请结合材料一和材料二，分析我国在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采取的主要措施及其意义。字数不超过400字。

题目二：

请结合材料中，我国的法律完善与国际协作实践，围绕法治建设与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展开论述；并以“法治与合作：筑牢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治理防线”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结合给定材料，联系实际，自选角度；

（2）观点明确，论述深刻，结构完整；

（3）字数1000-1200字。

【参考答案】

答案一：

我国在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完善法律体系和深化国际合作。

法律体系方面：最高检、最高法和公安部联合出台《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犯罪集团认定、诈骗金额查证及案件关联等法律适用标准，为从严惩处此类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一举措强化了司法精准性，提升了打击效率。

国际合作方面：我国公安机关与美国等国家执法部门开展联合行动，成功破获跨国诈骗案件并追回巨额资金。例如，2024年中美合作帮助浙江企业挽回170余万美元损失。此类协作不仅增强了跨国犯罪打击能力，也震慑了境外诈骗团伙，维护了企业和民众的合法权益。

意义：法律完善使打击犯罪有法可依，国际合作则弥补了跨境执法短板，二者结合有效遏制了诈骗高发态势，保障了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未来需进一步强化法律执行与国际协作，构建更严密的全球治理网络。

答案二：

【范文】

法治与合作：筑牢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治理防线

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的加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出组织化、产业化、国际化的特征，严重威胁各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面对这一挑战，我国采取“法治先行、国际合作”的双轨治理模式，通过完善法律体系、强化执法协作，构建起打击跨境诈骗犯罪的严密防线。本文将从法治建设的根基作用、国际合作的战略意义以及未来治理路径优化三个方面，探讨如何以法治为盾、以合作为矛，筑牢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全球治理防线。

法治是治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基石。202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针对司法实践中的关键难题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1。该《意见》明确了犯罪集团的认定标准，规定即使组织者未到案，只要骨干成员固定且具备明确的层级结构，即可认定为犯罪集团，确保法律适用不留死角4。同时，针对跨境诈骗案件“取证难、定罪难”的问题，《意见》创新性地规定，在无法查清具体诈骗金额时，可依据账户交易记录、通讯群组聊天记录等电子证据综合认定犯罪数额，极大提升了司法效率1。

此外，我国法律体系还强化了对诈骗关联犯罪的打击。例如，针对为诈骗集团提供后勤支持、武装庇护或招募人员的组织，法律明确予以严惩；对涉及“两卡”（手机卡、银行卡）的犯罪，规定出售5张以上信用卡或20张以上手机卡即可追究刑事责任10。这些法律举措不仅填补了治理漏洞，更彰显了我国“全链条打击”的法治思维，为跨境诈骗治理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武器。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极强的跨国流动性，仅靠单一国家的法律手段难以有效遏制。因此，深化国际执法协作成为必然选择。2024年11月，中国公安部与美国国土安全部联合破获一起跨国电信诈骗案，成功为浙江企业追回170余万美元损失，展现了国际合作在追赃挽损中的关键作用2。类似案例在东南亚地区也屡见不鲜，如2025年泰国、马来西亚等国警方联合行动，一次性逮捕1800名嫌疑人并追回2000万美元涉案资金2。

我国还积极参与区域及全球层面的反诈合作机制。例如，依托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四国警方在打击跨境犯罪、护航商贸往来方面取得显著成效，14年来累计挽回经济损失逾2亿元3。此外，我国推动东盟国家建立统一的数据交换协议和SIM卡跨国治理条款，为跨境执法提供了技术支撑2。这些实践表明，唯有打破国界壁垒，构建“情报共享、行动同步、司法互助”的国际协作网络，才能有效压缩犯罪分子的生存空间。

尽管我国在法治建设和国际合作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呈现技术升级、地域扩散的趋势。未来治理需在以下三方面进一步发力：

其一，推动法律与科技的深度融合。 当前，诈骗集团广泛利用加密通信、AI换脸、虚拟货币等新技术逃避打击。我国可借鉴新加坡《2025防诈骗法案》的经验，授权执法部门对高风险账户实施“限制令”，并扩展至加密货币领域2。同时，应加强区块链溯源技术应用，提升对虚拟资产洗钱的追踪能力。

其二，优化国际协作的制度框架。 建议在东盟与中国（“10+1”）合作机制下设立常设反诈协调机构，统一跨境案件证据标准与司法协助流程。此外，可联合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毒罪办等国际机构，建立全球诈骗黑名单数据库，实现犯罪情报实时共享5。

其三，强化社会共治与公众防范。 法律与执法的最终目标是保护民众权益。我国可推广广州“涉外法治供需对接会”模式，为企业提供跨境法律风险预警9；同时加强反诈宣传，普及“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的防范意识，形成全民反诈的社会防线。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是数字时代的全球公害，其治理既需要各国完善法律“利剑”，也离不开国际合作“盾牌”。我国通过《意见》等法律文件夯实了法治根基，借助中美、东盟等多边协作提升了打击效能。未来，唯有坚持法治化、国际化、科技化的治理方向，才能织密全球反诈网络，守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与社会公平正义。正如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的成功实践所示，当各国携手共进时，即使最复杂的跨境犯罪也终将无处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