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济村在解放前是“光山秃岭乱石沟，十人见了十人愁；旱涝风雹年年有，庄稼十年九不收”。全村有大大小小 239 条干涸贫瘠的沟壑，332 座光秃秃的山头，森林覆盖率不到 2%。50 年代初，22 岁的张一雁成为了永济村的党支部书记。为了改变生存环境，张一雁带着村民上山种树。由于经验不足，树的成活率极低，村民们泄了气。张一雁鼓励大家说：“我们改不了天，但我们可以换地！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多难，只要方向正确，我们的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红火。”

时光荏苒，转眼就到了 2015 年。这一年，从省里某部门退休的副厅级干部阎永强经过选举成为了永济村新一任村支书。阎永强带回来的不仅是身份，还有服务家乡的赤子之心。他把自己的户口、党组织关系全部转回村里，“又成了一个真正的永济人。”“为了村里的发展，我不会领取任何报酬工资，只希望能像老书记一样，让家乡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阎永强向记者介绍起了永济村的致富史。1980 年冬，张一雁率几名村干部到南方考察。所到之处，乡镇企业给农民带来的巨大变化令张一雁一行眼热心跳。经过慎重考虑，村委会决定利用本地丰富的铁矿资源建一座钢铁厂，这也是省里当年的第一家村办企业。剪彩那天，当第一炉火红的铁水滚滚流出的时候，许多党员激动得哭了。后来，永济村又先后创办了铝合金厂、石料厂等企业。张一雁说：“办企业不同于当年我们上山栽树，不是光有憨劲就行。企业需要的是懂技术、会管理的人才。”这以后，永济村与许多大学联系，送青年农民到那里学企业管理、财务、农作物栽培等科学技术。

阎永强说，老书记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有了好头头，群众不发愁。”这好头头就是党支部，就是共产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在村办企业多年发展的背后，高耗能重污染的弊端日渐显现。2015 年，村两委邀请了省农业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专家，完成了新的村级规划。根据新规划，要淘汰一批落后产能，当时许多村民都担心“下岗”，不太情愿。全体党员以身作则，并动员家属、亲戚支持村两委的决定。2016 年，村两委引来了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铝合金厂的旧址上，建起一条年产 500 吨食用保健油的冷榨加工生产线，同时建立了一个集餐饮、住宿、观光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广大村民不仅实现了“再就业”，收入还比过去翻了一番。

“小时候村周围到处是荒山秃岭，现在满眼郁郁葱葱。”2020 年春，在永济村外不远处的一座山坡上，阎永强正带队搞绿化工程。“50 年前为吃饱饭我跟着父亲拿着镰刀、背着松籽在永济的大山上种树，如今的永济村森林覆盖率超过 87%，曾经的一座座荒山变成了一条条‘绿龙’，成了村民的‘绿色银行’。”阎永强说，“看到村里环境一天天变美，老百姓日子一天天富裕，我耳边常常回响起老书记那句话：‘只要方向正确，我们的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红火’。”

进工厂曾是一代人的梦想。时移事易。在 23 岁的小王看来，工厂工人和外卖员的工作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曾在一个工厂做过装卸工。“每天都待在厂子里，搬东西很累，还被呼来喝去。”小王坦言，“我们这个年纪的，谁会喜欢这样的工作呢？”数据显示，2018 年，外卖骑手平均月薪为 7750 元左右，制造业员工平均月薪 6000 元左右。

今年 33 岁的小孙从事外卖工作近两年，他曾是家乡县城一家汽车工厂的喷漆工人。小孙不是科班出身，最早由师傅带入行，工作四年，月工资从 3500 元涨到了 5000 元左右。2018 年 7 月，小孙到省城当外卖员，每月到手收入一度维持在 8000 元到 10000 元之间，他很满意，“这相当于我们当地一家 4S 店高级汽修技师的收入了。”当高级汽修技师曾是小孙的梦想，但由于理论知识、技能证书等门槛，初中文化的小孙并未选择这条路。不过，2020 年以来，小孙送外卖的收入再没有回到从前的高峰期。

转行两个月，作为外卖新手的小王并没有拿到传说中“月入过万”的收入。几乎无门槛的外卖行业正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蓄水池。小王很无奈，“5 月份订单量刚涨起来，又新来了很多兼职外卖员。”数据显示，外卖骑手中 56%的骑手有第二职业。“我们没有基本社会保障，只能多赚点算点，为以后早做打算。”在他看来，返乡是最后一条路，但也是最现实的一条路。“像我这样只有高中文化的人，在互联网时代很难在大城市找到满意的工作了。”言语间，小王的无奈与心酸尽显。

不过，时至今日，机器虽然已经替代了工厂流水线上的基础岗位，但并未能完全替代快递外卖配送线上的基础岗位。在配送线上的“最后 1 公里”，在面对面的服务环节，依然需要依赖人工。S 大学林教授认为，未来中国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就业份额将继续稳步提升。但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服务业中的高端知识型岗位和低端劳动密集型岗位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谈及未来，小孙说：“先干着，攒点钱，以后看看能不能返乡开个汽车美容店。”

相比小王和小孙，小李正为自己此前的决定感到庆幸。小李是一所知名大学财经专业的毕业生。两年前，他从深圳一家生产自动取款机的公司离职，回到家乡创业。“行业已经要变天了，我必须早做打算。公司当时营业收入、利润增长还不错，但我心里没底。移动支付发展太快了！”小李如此解释自己两年前的担忧。

现金时代，一台台自动取款机就是其生产厂商的“印钞机”。上世纪 90 年代，存取款都只能在固定的储蓄所；2005 年前后，自动取款机开始遍布街头巷尾；2015 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自动取款机销售市场。当年年末，全球自动取款机行业协会会长充满激情地说，盛宴即将开始。但事后回看，这已是盛宴的尾声。

就在 2015 年，银行纷纷推出互联网金融战略，并开始减少自助银行、自动取款机，用户使用自动取款机的频次也大幅下滑。与此同时，各个银行的网络金融业务占比大幅提升。根据上市公司的财报显示，2018 年多家自动取款机厂商从净利润下滑开始转向大幅度亏损，2019 年亏损进一步加剧。小李感叹：“时代在抛弃你时，连一声招呼都不会打。”

“你好小福，我想订餐。”78 岁的孙奶奶按下开关，向机器人小福发出语音指令。“有两荤两素加米饭 13元的和两荤一素加米饭 10 元的两种，您选哪种？”稚嫩的童声清脆悦耳。“13 元的。”“好的，稍后会有工作人员与您联系。”不一会儿，福龄老年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大姐拎着盒饭，一路小跑，来到孙奶奶的家。“对我们老人来说这个太好了！我不会用手机，现在只需要对机器人发个指令，立马有人上门。”孙奶奶说。

变化，缘于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建成，2019 年坐落于 F 市北区物联网产业园的 L 科技有限公司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及大数据等技术打造了这一平台，该平台的建成是 F 市绘制“数字城市”蓝图的靓丽一笔。乘着“数字中国”建设的东风，F 市抓住信息化先机，积极拥抱数字浪潮，从成立“数字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到制定“数字城市”中长期发展规划；从“一枝独秀”的软件园到“百花齐放”的数字经济产业；从最早的办事“跑多趟”到如今“一趟不用跑”……“数字城市”建设蓬勃发展。

2000 年 6 月，F 市东区软件园创业楼迎来首批入园企业。“当时园区内的研发楼宇只有寥寥几栋，产业规模仅 12.7 亿元。”东区软件园管委会负责人回忆道。如今东区软件园产业发展突飞猛进，总收入已超千亿元。F 市汪副市长说，在空间布局上，F 市重点打造环中心城区“东区软件园——西区高新园——北区物联网产业园——南区大数据产业园”的数字经济创新集聚带，带动关联产业发展。

在推进“数字城市”建设过程中，F 市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不断拓展众多与百姓息息相关的数字化应用场景。“易民”APP 是 F 市全力打造的数字惠民品牌，居民足不出户轻点手机 APP，日常生活用品最快 10 多分钟送到家，出门购物、地铁进站，“刷脸”几秒钟即可完成付款。上线两年多来，该 APP 已发展成 F市移动互联网的统一便民入口，为市民提供各类高频的便民服务、公共服务、政务服务等近 80 项。

打开 F 市数字城管系统，一张覆盖全市所有公用设施、道路交通、市容环境等城市管理项目的“电子地图”呈现在眼前。在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工作人员可对城区的上千个库、湖、池、河、闸、站实现一体化在线监测、实时分析和远程调控。“超级大脑”交通大数据平台则为全市交通编织了一张智慧大网，实现点对点快速处置堵点。

“数字城市”在重治理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为 F 市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提供了新机遇。如 J 家纺公司依托数字大脑，实现“产、供、销、人、财、物”数据的实时获取和智能挖掘，让生产更高效智能；C 茶业集团建立了物联网追溯体系，对基地种植到终端销售全过程进行实时监控。

产业更兴旺，城市更智慧，生活更美好。F 市市委李书记表示，目前，数字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 45%，数字经济上市企业占全市上市企业的一半。展望未来，李书记说，F 市将更好地使用数字技术，不断释放数字红利，让人民群众畅享数字城市建设成果。

“要把芯片技术领域的十年经验凝炼到一场不到半小时的 PPT 汇报里，还得接受专家设疑，这是一场大考，不敢大意。”H 科技有限公司陈总说。这场“考试”是由 Q 市科技局组织，共有 32 家单位“参考”，以“揭榜制”形式择优确定 8 家单位。其中，H 科技有限公司提出的“面向 5G 技术的芯片攻关类”项目，最终“揭榜”成功。

作为评委，郑教授深有感触：“无论是科研院所、高新企业，还是一些中小型科技企业，都踊跃参加，这证明了这在 Q 市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欢迎。”在 Q 市科技部门负责人看来，“把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来，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这些揭榜单位不简单”——他们需要有实力，能接得住；有情怀，愿意接；有绝招，干得好。

从过去的“委派制”到如今的“揭榜制”，不仅是科技创新理念的重大转变，更是科技项目遴选方式的重大突破。省科技厅张副厅长表示，揭榜制一改过去由政府主导遴选项目实施主体的做法，在项目评估中，不仅看专利或奖项，更看重成果的可转化性和应用前景。陈总说：“这种做法保证了企业持续的研发投入，使成果转化工作不半途而废，毕竟成果转化不是一蹴而就。”“1 元财政资金就能撬动企业 10 元投入，放大作用明显。”同样揭榜成功的 Y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认为“揭榜制方式，能促进资源要素的对接，消除信息不对称，更好地突破关键技术，从而推动产业发展。”

在 Q 市还有一块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Q 市产业技术研究院。作为产研院的“当家人”，马院长从金属材料工程领域的专业科学研究一路走向了更为广阔、也更为艰难的“科技转化”之路。“科技创新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要让技术成果从实验室的研究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马院长说，从科学技术到产业成果，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他们就是“桥梁”，一头连着科研、一头连着市场。目前，Q 市产研院已培育建设了 35 家专业研究所，与细分产业领域的龙头企业合作建设了 60 余家联合创新中心，衍生孵化科技型企业 200 多家，转移转化技术成果 1500 多项，服务的企业超过 10000 家。

“入驻 G 市真的是对了！”R 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廖总说。G 市对项目行政审批实行“一窗受理、全程代办”，为企业入驻提供全过程、全流程、全周期“保姆式”跟进服务。

R 公司聚集着一批轴承研发人才，这群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的年轻人，是 R 公司创新实验室的研发团队。“自2019 年 9 月起，实验室研发团队已开始组建，成员都是我们面向全球选拔的行业优秀人才。”创新实验室柳副主任说，“加入这支团队的人虽然大多非常年轻，但都有很强的家国情怀，希望做出世界级的科研成果，让国家在轴承领域占据先发优势。”

2018 年起，R 公司就在全球轴承销量榜上名列前茅。业界普遍认为，这家中国公司的快速成长，源于全球顶尖的人才储备和科技研发投入。“G 市政府在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方面从不吝啬，甘当企业的服务者而非指挥官，始终不遗余力地在政策上给予我们各种优惠，这是我们成长壮大的重要因素。”廖总说。

“我们成立创新实验室要做的是‘从 0 到 1’的原始创新研发，而不是在别人已有的技术基础之上做一些局部突破。要开发出自己的‘黑科技’，破解‘围猎’难题，促进我国轴承科技实力的整体提升。”柳副主任说，“虽然我们身处三线小城，但我们与国内外的一流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一直有紧密的科研合作。”截至 2019年年底，该公司拥有授权及正在申请的国内外专利合计 5397 项。

“我留学时，就是在一个很小的城市里。我很享受在安静环境里做科研的人生。G 市不但环境优美、空气清新，而且给我们提供了极为便利舒适的居住环境。”海归隋博士说。为了给高科技人才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居住环境，确保员工安心工作、扎根当地，G 市建设了人才公寓，公寓与市重点小学仅一路之隔，配套设施完善，隋博士和 R 公司的许多同仁就住在公寓。她表示：“从国外大学转到 G 市工作，我在科研上并没有感觉到有任何落差。公司对未来发展的顶层设计，让青年科研人才看到了一个广阔的未来。后顾无忧，前景又可期，剩下的就是大家在科研工作中的全情投入了。”

“G 市的科研氛围非常好，定期会有学术交流日。大家在分享交流过程中往往会碰撞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结果。”隋博士说，在 2020 年 8 月举行的学术交流日上，她就自己的研究方向做了一次演讲。“当时就有其他科研单位的同志对我说，可以帮助做一些基础原理的确认工作。经过几轮改进之后，大家发现这个东西还挺有价值的。目前，相关专利的申报工作已经启动。”隋博士说，“有这样的环境，有这样的团队，对一个喜欢科研工作的人来说，夫复何求。”

G 市企业发展促进局薛局长表示，G 市没有“官老爷”只有“店小二”，围绕金融、人才、技术、管理等需求，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当好企业“管家”，为企业提供一个适宜生存和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系统，打造一个发展前景更加美好的 G 市。

1949 年 3 月 23 日下午，西柏坡阳光明媚，毛泽东同志从住了 10 个月的小院里走出来，正好碰见迎上来的周恩来同志，他望着远处连绵雄伟的太行山，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答道：“我们都应当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2013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调研时指出：“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的是‘进京赶考’。60 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于中国发展来说“五年规划”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也是量度中国步伐的显著路碑。从 1953 年新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 2020 年“十三五”规划完成，一个又一个五年，诠释了不同时期的历史标识，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