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报记者在调查食品安全领域问题时，发现了一个地下黑加工点。记者暗访了该加工点利用双氧水、工业碱等有害添加剂，发制、漂白百叶、毛肚等食品的全过程。记者发现，雇用工小张的工作就是用煮、晾、泡等工艺制作百叶、茄参、毛肚等水发食品。制作过程中加入起增重作用的工业碱，起漂白、防腐作用的双氧水和起中和碱作用的盐酸。平时厂房里就小张一个人负责加工，产品有专人运往市场。据小张讲，利用工业碱、双氧水等食品添加剂制作水发产品，在这个行业不是少数。另外，在其他行业也有类似运作。

这个地下黑加工点，有自己的运货车、批发点、销售点，有毒、有害的水发制品从生产到销售只需要两天时间。该加工店每天生产1000斤左右的水发制品，在凌晨三四点钟用专门的运货车将成品运到老板指定的海鲜市场出售。“我知道做这项工作是昧良心和不道德的，实际也是违法的，整日生活在恐惧中。但看着老板不断地加薪，我的心又开始活动了，我从心里也在说服我自己，不就是加点添加剂，吃的时候用高温水烫一下也就没事了。况且干了这么长时间，政府也没有一个单位有人来管。”小张向记者坦言。

这个地下黑加工点一个月就销售非法加工的茄参2.6万斤，销售额达30余万元，毛利润能达到10万元。记者向有关单位反映地下黑加工点的情况时，发现处理此事牵涉工商、质监、农委、公安等多家单位，“三个和尚没水吃”，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出现了“好事人人都管”、“坏事人人管不了”的现象。

在2011年央视“3•15”晚会上，曝出了一则消息：H省不少养殖户在养猪时添加国家明令禁止的“瘦肉精”，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吃了“瘦肉精”饲料的“健美猪”，竟然过五关斩六将，突破多个监管关口，一路杀向一些大城市，甚至杀进了肉制品生产企业，最终走上百姓的餐桌。有人戏谑：我们应当“感谢”食品行业，它让我们从大米中认识了石蜡、从火腿中认识了瘦肉精、从辣椒酱里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认识了福尔马林、从蜜枣中认识了硫磺、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从奶粉中认识了三聚氰胺……还有人说到“地沟油”问题，这起继三聚氰胺后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再度引起社会公愤。一个涉及14个省市的“地沟油”制售网络，已经使“地沟油”流入市场，其所产生的危害，怎能不令人深以为忧？

2010年6月召开的第二届中国食品安全高层论坛上，某市食品添加剂行业协会的名誉会长P先生认为：食品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如果不讲良心，任何环节都可能出问题。该市食品研究所技术总监M先生认为：食品企业应当将自律提到很高的位置，但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不能把食品安全的“宝”，全部押在从业者的良心上，还应该强调“他律”，以真正实现食品安全。

改革开放初期，不讲诚信，假冒伪劣、以次充好者有之；坑蒙拐骗、赖账不还者有之；欺行霸市、以不正当竞争手段毁坏他人声誉者有之；大做虚假广告、以不正当手段推销者有之。这些行为不仅破坏了经济秩序，也败坏了社会风气。回过头去看，那些企业有哪一家真正做大做强了？据统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国内的同仁堂、稻香村等老字号企业，还是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外企业，无一不是严守法规、诚实经营才有今天的辉煌，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靠造假而发展壮大。

发达国家并非生来就是“世界上食品供应最安全的国家”。类似的“食毒时代”，他们也经历过。1906年2月，美国长篇小说《屠场》面世，揭露肉联厂工人非人道的劳动状况，“本想打动公众的心，不料却击中了他们的胃”。

“从腌肉车间里取出的猪肉常常发酸，就搓上苏打粉，去掉酸臭味，经过化学处理，需要什么颜色、什么香味、什么味道就能有什么颜色、什么香味、什么味道，然后卖到自助午餐柜台上去。”“凡是已经腐烂得再也不能派任何用场的臭肉，连同地面铲起的渣滓一道，用来制成罐头，或者剁碎制成香肠。已经生霉发白没人买又运回来的食品，用硼砂和甘油处理之后，又作为原料重新制成正品。”据说，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边吃早点边读这本小说。看到这令人作呕的描述，总统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出窗外。《屠场》导致美国肉类食品消费和出口急剧下降，瞬间引发人们对食品安全和卫生的强烈关注。在舆论压力下，美国国会当年6月通过了《纯净食品和药品法》、《肉类制品监督法》，由此逐步进入了食品安全管理法制化的时代。

1927年，美国农业部成立了一个新的下属机构：食品、药品和杀虫剂组织。1930年，该机构名称改为“食品药品管理局”，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FDA。和FDA一起在联邦层面上负责食品安全的，还有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农业部下属的食品安全和检验局、动植物卫生检验局等机构。20世纪以来，美国政府陆续通过了近20部重要的食品药品监管法律，赋予FDA更多的职权。对于被查出问题的食品，FDA毫不手软，生产商和销售商都会受到处罚，且要花巨额费用召回相关食品。

2011年9月，某报刊刊登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在“陌生人社会”里多数人会本能地希望把必须要相处的陌生人变成熟人，托关系、人找人，因为“熟人信得过”、“熟人好办事”。对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则首先选择不信任。文章还认为，互不信任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一方面对陌生人处处提防，认为这是让自己利益免受伤害的必要方式，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道德滑坡”；一方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见死不救”，另一方面又提醒亲人朋友遇事别“出手”、少“出头”。伦理学家指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既有反映统治阶级要求，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观念和规范，又有反映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观念和规范。比如，孔融让梨中的谦让、孟光梁鸿举案齐眉中的和睦、乐羊子妻断机劝夫中的深明大义……每个故事都反映出一个时代所提倡的社会道德风尚，也成为今天我们增进人际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的参考教材。但封建伦理道德中宣扬的“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则是糟粕，应该否定。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

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以儒家的性善论为主流，在实践中，儒家以礼与法的结合作为人性修养在“他律”方面的补充。然而在一个道德松弛、舆论不张、管理乏力的社会里，“他律”的作用会大打折扣。某省委宣传部E部长认为：解决“他律”问题，道德教化也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当前主要应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通过教育，使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集体主义情感、人道主义情感、正义感、自尊感等都有正确的发展方向。当人们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建立了具有良好公德共识的体系，一个社会的发展便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推动力。

不久前，中央美院油画系研修班第一届部分同学在一家报纸上发表声明，称2010年6月，某拍卖行以7280万元高价拍出的徐悲鸿油画《人体蒋碧薇女士》系他们1983年的临摹习作。商人谢某自行伪造“金缕玉衣”，出钱请出国内五位鉴定专家为其鉴定。在收取了不菲的评估费后，专家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联合签署了一份估价24亿元人民币的鉴定报告，谢某由此向银行骗贷5个亿。近年来，随着民主政治的进步、互联网的普及，网民意愿更加畅通的表达，每个公民都有自由言说的空间。从“天价烟局长”周某的落马，到在敦煌撒泼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团副团长夫妇的被免职等等，一系列的案例，说明网民意愿、网友监督，在国家民主政治的进程中，作用越来越大。但著名文化学者、某大学Z教授认为：媒体和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本应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去引导社会舆论，但有时部分媒体和网络却在没核实、没法甄别真伪、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充当了造谣者的“帮凶”。2011年3月，一位母亲为获捐款，抱着患眼癌的女儿跪地前行，这是职业网络推手精心策划炒作的“母亲跪爬求助”事件。推手已向“跪爬母亲”致歉，“跪爬母亲”也向社会道歉，表示愿将得到的二十余万捐款退回。对于此事，人们看法不一，有的人觉得利用谎言炒作募捐不道德，有的人认为救命远比道德更重要……央视某主持人说：网络推手出于善意目的制造“缺德炒作”，对社会诚信造成的损害是不可估量的。

某网站针对所谓“社会道德危机”，曾组织网民在网上进行讨论。

网民A认为：道德失范的根源应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盲目性、自发性、趋利性、等价交换性等致命弱点，必然导致拜金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滋长、蔓延和泛滥，引发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沦丧，诚信缺失。

网民B认为：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物欲主义的侵蚀，使不少人越来越远离向内心的叩问，在不少人身上理想、信仰的感召力在减弱。人们应当重拾信仰，让信仰不再缺席。

某媒体报道：当前医疗领域，个别医生不讲医德，“开单提成”收受医药产品销售回扣的现象屡禁不绝。更有甚者，将病人视作唐僧肉，不是从病情出发，而是多开贵重药品，动辄作“CT”、上“核磁”，徒增患者负担，为小团体牟利。另有报道指出：在教育界，也有一些学校出现少数教师借补课、家访、排座位、安排班干部等事务，公然收取好处的现象。某市一中学给学生家长每人寄了一封信，在信上学校划定了20本名著，要学生到“指定书店”购买。很多家长认为，学校给指定的书店打广告，个中原委令人生疑。还有个别领导干部忽视自身的道德建设。出了事故，主管领导极力隐瞒事实真相者有之；面对群众的质疑，搪塞推诿者有之。还有些干部利欲熏心，玩弄数字游戏虚报功绩，甚至大搞损害民生的“政绩工程”希图换来个人的升迁。

近年来，“讲文明、树新风”志愿服务、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敬老爱老志愿服务，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显著标志和重要推动力量。上海世博会上，200余万名社会志愿者参与世博活动的志愿服务；广州亚运会、亚残运会期间，有59万名志愿者投身其中；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有20万人次志愿到灾区帮助抗震救灾；玉树地震、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发生后不到一天，志愿者就成为救援大军中的重要力量。这种来自民间、集中爆发的志愿精神，诠释了民族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汶川大地震，这场空如其来的灾难，人类无法抗拒，但面对灾难，举国上下凝聚成了撼动人心的精神力量。大地震当夜，成都街头就出现了无数个献血点和医疗站，前来献血的人排队站满整条街；成灌高速路上，数百辆出租车开着应急灯奔赴都江堰灾区，没有人给他们一分钱，更没有任何人有过要求和命令；唐山市组织了医疗队和抢险队从抗震纪念碑启程，赶赴四川灾区。曾经有过同样伤痛的唐山人，在互联网上深情地留言：“告诉灾区人民，我们和你们在一起。”唐山人曾被别人感动，在汶川大地震中则感动着别人。唐山某村13名老乡，自发组成了一支救援小分队，赶往四川北川救灾现场，用最直接、最朴实的行动，对“感恩”一词进行完美的诠释。

前不久，一位普通农妇刘女士在骑电动三轮车赶集的归途中，遇到同村76岁的李老太太及其孙女步行回村，遂热心搭载她们坐“顺风车”。不料路上三轮车侧翻，三人均受伤，其中李老太太伤情最重，经抢救无效去世。出于愧疚，刘女士主动提出给予经济赔偿，而李老太太家属四次坚决拒绝。刘女士说：“如果不是我好心办坏事，老太太就不会走得这么早。无论花多少钱都必须补偿！”李老太太家属则说：“我们不能让好人做了好事，却得不到好报”。

2010年2月9日，腊月廿六。在北京做建筑工程的孙先生回到天津，原定与暂住在天津的家人和弟弟聚一天再回武汉，但他查看天气预报了解到，此后几天，天津至武汉沿线的高速公路，部分地区可能因雨雪封路。他决定赶在封路前，赶回武汉，给先期回武汉的民工发放工钱。春节前发放工钱，是他对民工的承诺。当晚，孙先生提取26万元现金，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女出发了。次日凌晨，他驾车驶至南兰高速开封县陇海铁路路桥段时，由于路面结冰，发生重大车祸，20多辆车连环追尾，孙先生一家五口全部遇难。第二天早上，弟弟打电话回家，发现哥哥仍未到家，手机也联系不上。预感不妙的弟弟开车沿途查找，结果在河南兰考县人民医院太平间发现了哥哥及家人的遗体。弟弟撬开撞得扭成一团的轿车后备箱，捆好的26万元现金还在。“我们家这个年是过不成了，但不能让跟着哥哥辛苦一年的工友们也过不好年。”沉浸在伤痛中的弟弟含泪决定，先替哥哥完成遗愿。腊月廿九，两天未合眼、没吃饭的弟弟赶回家中，通知民工上门领钱。因为哥哥离世后，账单多已不在，弟弟让民工们凭着良心领工钱，大家说多少钱，就给多少钱！钱不够，弟弟就贴上了自己的6.6万元和母亲的1万元。就这样，在新年来临之前，60多名民工都如愿领到工钱，弟弟如释重负。孙先生弟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新年不欠旧年薪，今生不欠来生债”，“包工头也要讲诚信，不能赚昧心钱，这是自己的良心账。”

徐先生是N市某希望小学教师，在婚检时被查出患有严重的肾衰竭及尿毒症。得知病情，他毅然和未婚妻解除婚约，作出一个旁人想象不到的决定──回到讲台前，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教育事业。多年来，他忍受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坚持自己在宿舍完成透析，坚守在教师岗位。2008年初大雪封山，他不顾病情严重，一次又一次护送山里的孩子回家；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他就主动捐出了当月工资寄往灾区；多年来，他一直默默地从微薄的薪金中抽出钱来资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即使在他病情危重时刻也从未间断过。徐先生在日记中写道：“我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但我可以选择对待命运的态度；我无法延伸生命的长度，但我却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

31岁的年轻母亲吴女士有一个她始终都有些不好意思接受的新名字──“最美妈妈”。今年7月2日，某市一住宅小区，2岁女童妞妞从10楼的窗台坠落。在楼下人们惊呼的一刻，吴女士甩掉高跟鞋、伸开双臂向妞妞掉落的位置冲去，在即将落地一刹那，她接住了妞妞。“事情发生在一瞬间，我根本来不及多想。我只知道她是一个孩子，我是一个母亲，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母亲救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了接孩子，吴女士左臂尺桡骨断成了3截，可她的脸上仍挂着明朗的笑。在家人看来，吴女士能这样做“既意外也不意外”。她丈夫说：“她继承了父母的朴实和善良，她今天所做的事情是平时养成的善良之心，关键时刻只是这种善良的习惯性流露。”吴女士所在社区的居民们自发地以系黄丝带和点燃蜡烛的方式为吴女士和妞妞祈福。该省省委书记也于第一时间前往病房探望。美联社等欧美媒体赞扬她“勇敢”、“无私”，是真正的“守护天使”。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回答网友提问时曾指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2010年9月20日，我国正式实施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07年7月，中央文明办、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发起评选表彰全国道德模范活动，三次评选中160多位全国道德模范的名字深深印刻在人们心中。近十年来，我国不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国民教育、思想道德建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全过程，充分发挥道德模范的榜样引领作用，在全社会推行知荣辱、讲道德、促和谐的文明风尚，用榜样的力量凝聚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构建起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